编者按： 上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应邀访问中国，此行是中澳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总体而言，此次访问为两国关系的稳定、深化与拓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展望未来，中澳关系前景可期。
阿尔巴尼斯总理于去年提出“澳大利亚未来制造”战略，旨在推动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在全球能源加速转型的背景下，该战略为澳大利亚朝着“全球新能源材料超级强国”的目标迈进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澳大利亚在转型过程中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要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必须在新的国际格局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大背景下，寻找最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归根结底，只有实现经济的质的飞跃，才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韧性，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澳大利亚的长远国家利益。
上月在北京举办的举世瞩目的第三届链博会期间，在华数十年的澳大利亚人、下文作者杜浚平 (Steven Ducat) ，向本网分享了他对澳大利亚能源转型下机遇和挑战的见解。 以下是其最新的中澳观察评论文章。英文原文《A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able, Australia is on the menu》
展开剩余84%全球供应链牌桌上，澳大利亚正沦为盘中餐
当中国建设未来，澳大利亚自己的投资审查委员会却从内部锁上了门。
本文作者：杜浚平 (Steven Ducat) 是中澳自贸协定论坛（ChAFTA Forum）委员会成员及赛培达(SPD Asia) 亚洲集团创始人。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超过25年的澳大利亚人。
在过往的大半生里，我一直在中国建立业务，并亲眼目睹了澳大利亚如何一次次地跌跌撞撞，以至于许多海外政府和商界领袖都困惑地问我：“澳大利亚到底想要什么？”
我亲身见证了我们的国家在协调经济战略与国家安全方面表现出的令人费解的无能——这是一个当你身处竞争而非评论席时才能迅速学到的教训。在当前这个新兴的、多极化的、去碳化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
“挖了就卖”的经济模式，以及基于我们与美国联盟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对我们很有利。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方式转变，以适应科技和亚洲崛起的新现实——这个占全球GDP 60%的区域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
如果不能适应，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无足轻重，更是生活水平的持续下滑，最终沦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柯达经济体”和“古巴”。
一城两景：熊猫、苹果与错失的良机
当我们的总理最近的中国之行聚焦于熊猫和苹果时，关乎净零转型的未来架构却正在同一座城市、仅十分钟车程之遥的地方被悄然构建，而他却缺席了。
当时，我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CISCE）。但我当时是作为中国的来宾，而非澳大利亚的代表出席的。我与来自其他75个国家的代表团一道，他们此行不是为了观摩，而是为了投资和参与。
在博览会的舞台上，有中国国家副总理何立峰，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之一；有全球人工智能革命的领袖、英伟达 NVIDIA Corp (股票代码:NASDAQ: NVDA）的创始人黄仁勋，他当时在台上并非仅仅探讨人工智能，而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市场中，为自己公司的未来奠定基石；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的主席、此次全球供应链倡议的总设计师任鸿斌，他正在全局运筹。
这其中的苦涩讽刺令人痛心。在澳大利亚缺席所留下的真空中，南非副总统保罗·马哈蒂莱（Paul Mashatile）作为主宾国代表备受尊崇。他不是来观光的，而是来签署“矿产选冶增值”协议的。
南非，这个与我们在关键矿产上直接竞争的国家，正在积极地攫取那些本应让我们澳大利亚变得不可或缺的投资。
结果，这些投资流向了他们的海岸，而不是我们的。
这不仅仅是一次错过的合影机会，这是战略决策的失败。
在北京，人虽在场，却缺席了如此重要的论坛，这向我们的东盟邻国发出了一个清晰且极具破坏性的信号：澳大利亚正主动选择置身事外，而不是积极融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中心的、正在塑造我们地区未来的供应链战略。
内部的障碍：FIRB的官僚瘫痪
当澳大利亚的领导者们高谈阔论进入“未来导向型产业”时，我们的全球同行们正在采取实际行动。他们正积极推进，签署有政府全力支持的协议，锁定他们在中国“十五五”规划中的位置，以确保未来的繁荣。
在西班牙，宁德时代 CATL (股票代码：OTCMKTS: CYATY) 正与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NV (股票代码：NYSE: STLA）集团合作，建设一个41亿欧元的电池工厂。
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亲自为远景动力（AESC）的新超级工厂揭幕。匈牙利将迎来比亚迪 BYD Company ADR（股票代码：OTCMKTS: BYDDY）在欧洲的第一个工厂及其研发总部。这些国家都在抢占牌桌上的席位，而我们却还在为菜单争论不休。
政府为其“澳洲制造未来计划”（Future Made in Australia, FMiA）设定的雄心是正确的，但只要其主要障碍——我们自己的前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依然存在，这个计划终将失败。当我们的竞争对手铺开红地毯时，我们却深陷于自我设置的官僚瘫痪之中，拒之门外的正是我们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所急需的资本。
前行之路：战略性的快速通道
解决方案是为“澳洲制造未来计划”赋予真正的“行政利齿”，通过最终协调我们的经济战略与国家安全来实现。
一个完美的工具已经摆在桌面上：即将到来的“中澳自贸协定2.0”（ChAFTA 2.0）谈判必须被用来创建一个专门的“FMiA快速通道”。
这并非要削弱标准，而是要采取战略性思维。这意味着，对于那些政府已经认定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FMiA项目，FIRB的审查流程必须被重新定位。
这个新通道将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审查投资者，而非投资项目本身。FIRB的评估将针对投资者的背景、商业记录和信誉进行，而不是去重复审核一个项目本身的战略价值——这个价值政府早已认可。这将释放FIRB有限的资源，使其能够对来自未经证实或背景不透明参与者的、真正高风险的提案进行最严格的审查，从而在真正关键之处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并非一个激进的想法，而是行业领袖们早已迫切呼吁的实际应用。
正如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 Smart Energy Council (SEC) 的韦恩·史密斯（Wayne Smith）所言：“‘澳洲制造’的未来是一个与中国合作的未来。” 同时，清洁能源投资者集团（Clean Energy Investor Group）最近也向生产力委员会提交文件指出，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简化的评估渠道”来处理这些项目。这是一个亲竞争、亲安全、亲增长的方案，它将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澳大利亚对“建设”是认真的。
十字路口的国家
“钢铁脱碳政策对话”和财政部长宣布的简化外国投资的声明是受欢迎的，但这些只是胆怯的第一步。清谈阔论赢不来超级工厂，也赢不来作为“澳洲制造未来计划”核心的绿色金属精炼厂。
正如智慧能源理事会的CEO约翰·格莱姆斯（John Grimes）最近在国家新闻俱乐部所指出的，如果通往净零经济的全球竞赛是一场马拉松，那么中国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开跑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财政部长查尔默斯（Jim Chalmers）准确地指出了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分界线：它存在于“怀旧者与战略家”之间。战略家创造赢得未来的工具；而怀旧者则固守过时的流程，被过去所麻痹，任由世界前行，使我们的经济变得岌岌可危。眼睁睁看着澳大利亚冒着站错历史队伍的风险，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竞赛正在进行。前智利部长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的话从未如此切中要害：“要么成为座上宾，要么成为盘中餐。”
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国家，会主动入席。一个沉湎于旧梦的国家，则会发现自己已在菜单之上。
选择就这么简单。而我们必须立刻做出选择。
本文作者：杜浚平 (Steven Ducat) 是中澳自贸协定论坛（ChAFTA Forum）委员会成员及赛培达(SPD Asia) 亚洲集团创始人。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超过25年的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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